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是从去年（1920年）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该组织一共只有五个人。领导人是享有威望的《新青年》的 主编陈同志。这个组织逐渐扩大其活动范围，现在已有六个小组，有五十三个成员。代表大会定于六月二十日召开，可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代表，直到七月二十三日才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参加大会的有十二名代表，他们来自七个地方（包括上海），两个地方各有一名代表，五个地方各有两名代表。
主席张同志在第一次会议上说明了这次代表大会的意义。大会必须制定纲领和实际工作计划。会议拟定议事日程，听取各地小组活动及其总情况的报告。这用了两天时间。这些报告都强调了以下三点：党员极少必须增加，组织工人的方法和进行宣传工作的方法。我们在这里非常高兴地指出，希夫廖特同志②和尼柯尔斯基同志③出席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并给我们做了宝贵的指示。希夫廖特同志在其发言中谈到了他在爪哇的活动，并向我们建议，要特别注意建立工人的组织。
尼柯尔斯基同志把成立远东局的消息告诉了我们，并向我们讲述了他对俄国的印象。在这个报告以后，根据尼柯尔斯基同志的建议，我们决定打电报给伊尔库茨克，向他们报告代表大会的进程。根据希夫廖特同志的建议，决定选出一个起草纲领和工作计划的委员会。该委员会用了两天时间起草计划和纲领，这个期间没有开会。
代表大会的第三、四、五次会议专门研究了纲领，有些问题经过长时间辩论以后，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只有引起热烈争论的一点除外。这一点就是党员经执行委员会许可能否做官和当国会议员。对这个问题有两种意见，一方坚持认为，我们的党员做官没有任何危险，并建议挑选党员做国会议员，但他们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另一方则不同意这种意见。在第三次会议上，代表们没有得出任何结论，在第四次会议上，辩论更加激烈。一方坚持认为，采纳国会制就会把我们的党变成黄色的党，他们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例子说明如下事实：人们进入国会，就会逐渐放弃自己的原则，成为资本家阶级的一部分，变成叛徒，并把国会制看成是斗争和工作的唯一方式。为了不允许同资产阶级采取任何联合行动，为了集中我们的进攻力量，我们应当在国会外进行斗争。况且，利用国会也不可能争得任何改善，而进入国会，就会使人民有可能认为，利用国会，只有利用国会，我们才能改善自己的状况和发展社会革命事业。另一方坚持主张，我们应当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如果我们不相信在二十四小时内可以把国家消灭掉，或者说，如果我们不相信总罢工会被资本家镇压下去，那么，政治活动就是必要的。起义的机会不会常有，只是在极少数时候才会到来，但在和平时期，我们就应做好起义的准备。我们应该改善工人的状况，应该开扩他们的眼界，应该引导他们参加革命斗争和争取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的斗争，因为公开宣传我们的理论，是取得成就的绝对必要条件。而利用同其他被压迫党派在国会中的联合行动，也可以部分地取得成就。但是，我们要向人民指出：想在旧制度范围内建立新社会的企图是无益的，即使我们试图这样做也是徒劳的。工人阶级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因为不能强迫他们进行革命。否则，他们就会对国会抱有错误的看法，采取和平时期的方式，而不采取急进的手段。
这个问题我们还是不能作出结论。只好留到下次代表大会去解决。至于谈到我们是否应该做官的问题，这个问题有意识地回避了，但是，我们一致认为不应该当部长、省长，一般说不应当担任重要行政职务。在中国，“官”这个词普遍应用在所有这些职务上，不过，我们允许我们的同志当类似厂长这样的官。
代表大会的第六次会议是深夜里在一个同志家召开的。会议刚开始，就有一个侦探闯进屋里，他道歉说走错了，可是终究使我们不能再继续开会。这个侦探的到来，没有使党受到损失，尽管在他来过之后，很快警察就突然前来进行了搜查。在这以后，我们提高了警惕，为了继续开会，只好到附近一个小城市去。我们在那里研究了委员会起草
的实际工作计划。在我们对其他党派的态度问题上，产生了短时间的争论。有些人坚决主张，我们应坚持这种意见：无产阶级不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应该始终与其他党派进行斗争④。同其他党派联合行动，并不违背我们党的原则，我们应当竭尽全力与一切人士合作以反对共同的敌人，因为我国的军阀是社会上一切其他阶级的敌人。另一些人主张，在行动上与其他党派合作反对共同的敌人，同时又在我们的报纸上批评他们，这并不违背我们的原则。我们自己即使不能立即夺得政权，至少可以加强自己，以利于今后的行动，因为我们的力量会因这个进展而强大起来，而代替当前统治者的那个统治阶级或许不会像封建老爷那样进行压迫。这样，我们就可以集中自己的革命力量，扩大自己的革命活动。这样，即使无产阶级现在不能取得政权，我们也应该联合其他阶级打倒共同的敌人，加强自己，使我们能够领导以后的斗争，推翻那个将要夺得政权的阶级。这样，我们联合其他阶级，仅仅是为了进行破坏性的斗争。但是，会议接受了第一种意见，即实际工作计划起草委员会的提案。
因为党员少，组织农民和军队的问题成了悬案，决定集中我们的全部精力组织工厂工人。为了把好的可靠的同志吸收进来，决定接受党员要特别谨慎，严格审查。鉴于我们的党至今几乎完全由知识分子组成，所以代表大会决定要特别注意组织工人，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他们。委托党中央局起草党章。选举三位同志组成书记处，并选出组织部和宣传委员会，代表大会在闭会时高呼：“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等口号。
② 即第三国际代表马林。
③ 赤色职工国际代表。
④ 原文如此。－－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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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7 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根据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精神和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为制定中国民主革命的纲领，团结全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在上海南成路辅德里
625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张国焘、李达、蔡和森、高君宇、王尽美、邓中夏、施存统、李震赢、杨明斋、陈望道、项英等等12人。代表党员195
人。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部分代表，回国后参加了大会，并向大会作了报告。陈独秀主持了会议并代表中央局报告了一年来党的工作，介绍了党组织的发展和工人运动的情况。张国焘报告了远东人民会议以及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情况。施存统报告了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大会分析了国际形势和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讨论了党的任务，通过了《关于“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的议决案》、《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及关于《议会行动议决案》、
《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大会选举了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当选为中央委员，邓中夏、向警予当选为候补委员。陈独秀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会后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共二大，正确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和前途，指出了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各民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对中国革命具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大会的不足之处是，对于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对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联系问题，认识尚不清楚。对于工农联盟的问题，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以及建立工农政权等问题，也都还
没有认识。中共二大之后，党中央领导中国人民走上了为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而斗争的新征途。
图片为中共二大会址之一：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今成都北路7弄30号，当时为李达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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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 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瞿秋白、张太雷、陈潭秋、向警予、张国焘等30余人（其中有表决权的19人），代表党员420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出席了大会。 在大会开幕前举行了两天预备会，议决分工起草党纲、党章和各项决议案。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张太雷、向警予以及马林等参加了会议文件的起草和会议的组织工作。大会的中心议题是根据同年1
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指出的“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封建代理人”，“国民党与年青的中国共产党互相配合行动是必要的”，但“党必须
保持自己本身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机构”，“无论如何不应当与它合并，不应当在这些运动中卷起自已的旗帜”等精神，讨论是否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和产业工人是否加入国民党的问题。陈独秀主持了大会，并代表上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了工作报告。大会在讨论中，多数代表着重批评了张国焘等不愿积极同国民党合作的错误意见，也不同意马林、陈独秀提出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右倾观点。大会最后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同时保持共产党在组织上、政治上的独立。经过充分讨论，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以及《关于第三国际第四次大会决议案》、《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关于党员入政界的决议案》、《劳动运动议决案》、《农民问题决议案》、《青年运动决议案》、《妇女运动决议案》等7
个决议。上述文件，内容丰富，涉及到各个方面，在党的建设方面有许多重要内容。最后，大会选举出由9
名正式委员、5
名候补委员组成的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毛泽东、王荷波、朱少连、谭平山、项英、罗章龙；候补中央执行委员：邓中夏、徐梅坤、邓培、李汉俊、张连光。中央执行委员会选出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后因谭平山调任驻粤代表，9月补入王荷波）5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任委员长，毛泽东任秘书，罗章龙为会计。其余4
名中委分派：李大钊驻北京、谭平山驻广东、项英驻湖北、朱少连驻湖南。中央局下设组织、宣传、妇女等部门，毛泽东负责组织，蔡和森、罗章龙、瞿秋白负责宣传，向警予负责妇女工作。中共三大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思想，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正确地确定了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促进了国共合作的形成。但是，大会对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农民问题和军队问题还没有给以应有的重视。
图为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东山恤孤院路后街31号今恤孤院路3号）召开三大。（原址现已不存）。 |
1925年1 月11日至22日,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大会的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周恩来、 彭述之、张太雷、陈潭秋、李维汉、李立三等20人，代表党员994
人。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参加了大会。
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如何加强党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以及在宣传工作、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方面如何准备迎接大革命的高潮。陈独秀主持了会议，并代表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工作报告。维经斯基在会上作了关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状况的报告。出席1924年6、7月间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的中共代表，向大会作了关于共产国际五大的情况和决议精神的报告。蔡和森、瞿秋白、周恩来等先后在大会上讲话。各区、各地方委员会的代表向大会报告本地区的工作情况。
大会回顾了三大以来党的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情况，肯定了上年5
月中央扩大会议对党的工作中右倾错误的批评，重新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以及关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等方面的一些方针，指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大会围绕着当前的中心工作，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和《对于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代表报告之议决案》、《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报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状况之议决案》、《对于同志托洛茨基态度之议决案》、《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之议决案》、《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对于青年运动之议决案》、《对于妇女运动之议决案》、《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等1
1
个重要决议。大会闭幕前一天，正值列宁逝世一周年纪念日，大会为此发表了《对于列宁逝世一周年纪念宣言》。
大会选出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新当选的中央执行委员共9
人：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候补执行委员5
人：邓培、王荷波、罗章龙、张太雷、朱锦堂。在随后举行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陈独秀被选为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以上五人组成中央局并驻中央局。
中共四大的主要缺点和不足是：虽然提出了领导权的问题，但对于如何争取领导权，缺乏具体明确的方针，只讲对群众运动的领导权，而完全忽视了对政权和武装力量的领导权。提出了农民是革命同盟军的问题，但没有提出土地革命这一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思想。
图为大会通过的决议案及宣言。 |
1 9 2 7 年4 月2 7 日至5 月9
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 、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陈延年、彭湃、方志敏、恽代英、罗亦农、项英、董必武、陈潭秋、苏兆征、向警予、蔡畅、向忠发、罗章龙、贺昌、阮啸仙、王荷波、彭述之等8
0 多人，代表着5 7 9 0 0
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罗易、鲍罗廷、维经斯基等也出席了大会。
这次代表大会是在大革命的紧急关头召开的。大会的主要任务是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纠正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错误，并决定党的重大方针政策。陈独秀主持开幕式，并代表上届中央委员会作了《政治与组织的报告》。报告的整个基调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既没有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也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针和政策，并为过去的错误进行辩护，继续提出了一些错误的主张。陈独秀报告之后，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易作了题为《中国革命问题和无产阶级的作用》的讲话。接着，大会代表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作了一定的批判。瞿秋白把自己写的批判陈独秀错误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的小册子，印发给大会代表，并作了系统发言。蔡和森在发言中指出：中国小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过去之弱点及现在动摇，说明能领导革命到底并取得胜利的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我们应以坚决的无产阶级的领导去制胜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与犹疑。毛泽东批判了陈独秀在对待农民问题上的错误，主张把农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迅速加强农民的斗争。
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之决议》、《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组织问题决议案》、《对于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决议案》以及《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大会还发表了《为“五一”节纪念告世界无产阶级书》和《为“五一”节纪念告中国民众书》。
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当选的中央委员有：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周恩来、李维汉、李立三、瞿秋白、刘少奇、苏兆征、张太雷、阮啸仙、任弼时、陈延年、罗亦农、贺昌、向忠发、彭湃、项英、彭公达、赵世炎、恽代英、谭平山、彭述之、罗章龙等2
9
人。候补中央委员有：毛泽东、陈潭秋、陆沉、黄平、李振瀛、袁达时、林育南、吴雨铭等1
1 人。
中共五大虽然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但对争夺革命领导权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如改造武汉国民党、改造武汉国民政府、组织和扩大党对革命武装的领导等问题，均未作出切合实际的回答。大会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实质和危害也缺乏深刻的认识。陈独秀虽然作了一些检查，但没有真正改正错误。因此，五大实际上并未解决挽救时局的问题。
图为五大原址。 |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出席大会的共有142人。
会议的主要报告有：瞿秋白作《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政治报告，周恩来作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作《中国革命与中共任务》的报告。会议共通过政治、军事、组织、土地问题、农民问题和职工运动等14项决议案。这些决议案指出：中国社会的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目前的政治形势正处于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党的总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准备暴动。会议还制定了中国革命现阶段的十大政纲；规定了党的建设、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红军和根据地建设的各项政策；批判了“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特别是盲动主义的错误。
会议还选举了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由委员23人、候补委员13人组成。
中共六大制定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对后来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但这次会议也存在着缺点，即对中间阶级的作用、反动势力内部的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特别是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仍旧把城市工作放在全党工作的中心，这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消极的影响。
图为六大会址：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塞列布若耶别墅 |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历时50天。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54 7名，候补代表208名，共计755名，代表全国121万党员。大会选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彭德怀、康生、陈云、陈毅、贺龙、徐向前、高岗、张闻天、彭真15人组成主席团，选举任弼时为大会秘书长、李富春为副秘书长。
大会的主要议程是：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报告；任弼时作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报告；通过新的党章，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6
月9 日，选举中央委员会委员4 4 名。6 月1 0
日，选举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3 3 名。6 月1
1
日，大会闭幕，毛泽东致题为《愚公移山》的闭幕词。
图片为七大会场。 |
(第一次会议) 1956年９月15日～27日在北京举行。出席正式代表1026人，代表全国1073万名党员，候补代表86人（另有21人未 到会）。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朱德、董必武等作了重要发言。大会讨论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的建议》。会议主要确定了以下几方面内容：(1)提出了国内主要矛盾的新结论，作出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2)坚持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方针；(3)强调加强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性；(4)着重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重申了党反对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会议选举了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97人和候补委员73人。
中国共产党八届二中全会 1956年11月10～15日在北京举行。刘少奇作《目前时局的报告》，谈到埃及问题、波兰问题、匈牙利问题以及党对这些问题所采取的政策和应记取的教训。周恩来作《关于1957年度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财政预算的控制数字的报告》，报告充分肯定了成绩，指出了缺点，总结了经验教训；报告明确提出，1957年的计划应当在继续前进的前提下，为基本建设作适当的压缩；合理调整各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以适应国家的财力和物力的可能性。陈云作《关于粮食和主要副食品问题的报告》。毛泽东作总结发言，同意全会所采取的各项方针和措施，并着重谈了经济问题、国际形势问题、整风问题和中美关系问题，号召全体工作人员向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倾向作斗争。
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八届三中全会 1957年９月20日～10月９日在北京举行。邓小平作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和会议的总结发言,陈云作《关于改进国家行政管理体制问题和关于农业增产问题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在会议结束前作了题为《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会议基本通过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以及关于工业、商业、财政的管理体制和关于劳动工资、劳保福利问题的几项规定草案。这次会议重点讨论了五个问题：一是关于整风和反右派斗争问题，肯定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很合适的形式；二是关于农业问题；三是关于国家行政管理体制问题；四是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五是关于国内主要矛盾问题。这次会议对１９５６年党中央所采取的反冒进的若干正确作法再次提出尖锐批评，这实际上是后来发动“大跃进”的开端。
中国共产党八届四中全会 1958年５月３日在北京举行。会议重点讨论了《中央委员会向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修正稿）》和《八大二次会议关于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修正稿）》等文件。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1958年５月５～２３日在北京举行。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委员会作《工作报告》,邓小平作《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议的报告》,谭震林作《关于农业发展纲要（第二次修正草案）的说明》。会议通过了上述报告。会议决议的主要内容：一是对我国主要矛盾作了新的分析，正式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问题的正确提法；二是根据毛泽东的倡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及其基本点；三是提出改进党的作风、加强党的建设，以及改进管理体制和改进国家工作的任务。大会增选了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中国共产党八届五中全会 1958年５月25日在北京举行。全会增选林彪为中央委
员会副主席、政治局常务委员；增选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为政治局委员；增选李富春、李先念为书记处书记；递补杨献珍、王恩茂为中央委员。全会决定出版《红旗》杂志，每半月一期，由陈伯达任总编辑。
中国共产党八届六中全会 1958年11月28日～12月10日在湖北武昌举行。邓小平作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说明》,李富春作了《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的说明》。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关于改进农村财政贸易管理体制的决议》、《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和《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会议期间（12月１日），毛泽东写了《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的著名短文；12月６日，毛泽东还同有关同志谈了宣传工作问题。他提出，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要始终保持冷静的头脑，要实事求是，反对虚夸作风。
中国共产党八届七中全会 1959年４月２～５日在上海举行，会议听取了薄一波作的《关于第一季度工业生产情况和第二季度的安排的报告》,李先念作的《关于财贸工作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邓小平作的《关于经济工作和国家机构的人事配备的说明》,李富春作的《关于准备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的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说明》。全会通过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关于人民公社的18个问题》的会议纪要和《关于国家机构和人事配备的方案》。会议重点讨论了：(1)人民公社问题，重申计算劳动报酬的原则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2)1959年国民经济草案；(3)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工作方法问题的讲话。
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庐山会议） 1959年７月２日～８月16日在江西庐山举行。７月２～15日，会议的议题是总结经验，纠正错误，着重讨论毛泽东提出的19个问题，包括形势、任务、体制、宣传、综合平衡、群众路线、协作区关系、公共食堂、农村初级市场、以生产小队为核算单位等问题。毛泽东在会议开始时讲话，指出大跃进的主要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搞综合平衡，过去安排国民经济的次序是重、轻、农,没有执行《论十大关系》确定的序列。应当反过来，以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和农业服务。这是我们党第一次明确使用“农、轻、重”的概念，是对《论十大关系》的重要发展。７月14日，彭德怀针对当时客观存在的问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陈述他对1958年以来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的意见。７月23日，毛泽东
在大会上讲话，认为彭德怀的信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党进攻，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因而在会议后期开展了对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８月１日，中央常委会上，算了彭德怀的历史旧帐。８月２日～16日召集了八届八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公报。
中国共产党八届九中全会 1961年１月14～18日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了八届九中全会。会议听取和讨论了李富春作的《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听取和讨论了邓小平作的《关于1960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通过《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全会正式批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建议国务院根据这一方针，编制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全会号召全国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贯彻执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方针。全会还批准成立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六个中央局，代表中央分别加强对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其中，陶铸担任中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担任东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担任西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担任西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担任华北局第一书记、柯庆施担任华东局第一书记。
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 1966年８月１～12日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先后讲了话。刘少奇的讲话列举了自十中全会以来的在国际、国内方面的一些工作，对派工作组承担了责任。８月５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８月７日，会议转为集中揭发批判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子恢、薄一波等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８月８日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８月12日，根据毛泽东提议，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任主席，林彪任副主席，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政治局常委；补选陶铸、陈伯达、康生、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政治局委员，李雪峰、谢富治、宋任穷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补选谢富治、刘宁一为书记处书记；候补中央委员递补中央委员的有杨得志、韦国清、罗贵波、张经武、谢觉哉、叶飞；撤销彭真、罗瑞卿、陆定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杨尚昆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
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二中全会 1968年10月13～31日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并讲了话。会议批准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会议还通过了《关于九大代表产生的决定》和《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决定》。会议还通过了候补中央委员递补中央委员的人员名单：黄永胜、许世友、陈锡联、张达志、韩先楚、潘复生、刘建勋、刘子厚、吴德、李大章。
图为八大会址 |
1969年４月１～24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代表1512人，代表全国2200万名党员。毛泽东主持大会开幕式并致开幕词。会议讨 论并通过了林彪代表党中央作的政治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其中党章把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大会还选举了中央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九届一中全会 1969年４月28日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并讲话。全会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
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 1970年８月23日～９月６日在江西庐山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周恩来宣布全会的议程，重点讨论修改宪法、国民经济第四个五年计划和加强战略问题。林彪首先发言，大赞毛泽东是天才，随后的讨论却坚决要求设立国家主席。８月25日毛泽东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全会立即休会，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会上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
图为大会现场。 |
1973年8月24～28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代表1249人，代表全国2800万名党员。毛泽东主持大会。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 报告，王洪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大会通过了上述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十届一中全会 1973年8月30日在北京举行。会议重点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
中国共产党十届二中全会 1975年1月8～10日在北京举行。1975年１月５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会议讨论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决定将《宪法修改草案》及其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成员的候选人名单提请全国人大讨论。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李德生辞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职务。
中国共产党十届三中全会 1977年7月16～21日在北京举行。全会通过《关于追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通过《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决定永远开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党籍，撤销他们党内外的一切职务；还通过了关于提前召开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
图为大会现场。 |
1977年8月12～18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代表1510人，代表全国3500多万党员。华国锋主持大会并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 告，叶剑英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邓小平致闭幕词。大会通过了政治报告、修改党章的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大会总结了同“四人帮”的斗争，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重申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任务。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华国锋的错误影响，大会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错误判定“四人帮”推行的是一种所谓“极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强调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反右”而不是纠“左”，继续肯定党内有“走资派”，并继续说像“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等等，因而这次大会未能完成从理论上和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方针上根本拨乱反正的任务。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二中全会 1978年2月18～23日在北京举行。全会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的召开，作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全会对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各项文件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会议通过《政府工作报告》、《1976至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10年规划纲要（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和《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决定提请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国务院总理和国务院其他组成人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候选人名单，决定分别提请五届人大和五届政协会议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新歌词，也决定提请五届人大会议讨论。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8年12月18～22日在北京举行。全会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全会作出了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在经济建设问题上，从纠正急于求成的错误倾向和全党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等问题出发，必须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措施，对陷于失调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进行调整，对过分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着手认真的改革。
全会重新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
全会重新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否定了中共十一大沿袭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等“左倾”错误观点。
全会重新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组织路线，决定在组织上健全党规党纪，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反对接受和制造个人崇拜，加强集体领导。
全会还审查和解决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其中包括关于1959年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等人的错误批判和错误结论、关于薄一波等61人案件、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以及对邓小平1975年工作的评价。全会认为，过去那种脱离党和群众的监督，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弊病极大，必须永远废止。
全会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订了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同意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发到省、自治区、直辖市讨论和试行。为把农业搞上去，必须首先在农村实行改革，推行联产计酬责任制。
全会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
这些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开始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全会增选陈云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主席，邓颖超（女）、胡耀邦、王震为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为中央委员（1982年8月30日中共十二大预备会议予以通过）。
为了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搞好党风，全会决定建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会选举产生了中纪委书记、常务书记、副书记、常委和委员。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五中全会 1980年2月23～29日在北京举行。全会的大部分议程是关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以适应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通过７项决定：提前召开中共十二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增选胡耀邦、赵紫阳为政治局常委，重新设立中共中央书记处，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胡耀邦、姚依林、彭冲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彻底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撤销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他的“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和把他“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撤销原审查报告，恢复刘少奇同志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
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因刘少奇同志问题受株连造成的冤假错案，由有关部门予以平反；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的辞职请求，免除或提请免除他们所担任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宪法第45条，取消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
1981年6月27～29日在北京举行。全会一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地评价了建国32年来的功过是非，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赵紫阳、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由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组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增选习仲勋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七中全会 1982年8月6日在北京举行。全会决定1982年9月1日召开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央委员会向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一致决定将这两个文件提交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全会还讨论并通过了分别给我们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刘伯承同志、蔡畅同志的致敬信。
图为大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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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9月1～11日在北京举行。出席正式代表1545人，候补代表149人。代表全国3965万多名党员。邓小平主持大会开 幕式，并致开幕词。胡耀邦代表党中央作了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叶剑英、陈云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大会通过决议，批准胡耀邦的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及《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李先念致闭幕词。《报告》明确规定了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制定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和战略步骤，提出建设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高度精神文明，制定了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方针，强调要把党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领导核心。
根据新党章规定，党中央不再设主席，只设总书记。大会决定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一中全会
1982年9月12～13日在北京举行,全会由胡耀邦、赵紫阳主持。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批准了顾问委员会和纪检委的组成人员。
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二中全会
1983年10月11～12日在北京举行。全会一致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明确规定了整党的基本方针、基本任务、基本政策和基本方法。选举产生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胡耀邦任主任。万里、余秋里、薄一波、胡启立、王鹤寿为副主任，王震、杨尚昆、胡乔木、习仲勋、宋任穷为顾问。邓小平作了题为《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的讲话。陈云在会上重点讲了清理“三种人”和共产党员不能以权谋私等问题。会议递补候补中央委员杨泰芳、郎大忠（藏族）为中央委员。
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
1984年10月20日在北京举行。全会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阐明了加快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规定了改革的方向、性质、任务和各项基本方针政策，是指导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全会还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决定于1985年９月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会议。
中国共产党十二届四中全会
1985年9月16日在北京举行。全会决定于1985年９月18日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全会还讨论并原则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草案）》，决定将这个文件提请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审议。全会讨论确定了关于进一步实现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新老合作和交替的原则。全会收到了叶剑英等一批老同志分别请求不再担任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的信。全会高度评价这些老同志从党和人民利益出发，积极促进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新老交替的表率行动，同意他们不再担任中央三个委员会成员的请求，并向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报告。全会给叶剑英同志和黄克诚同志写了致敬信，在他们由于健康原因请求不再担任中央领导职务的时候，以全会的名义表达全党同志对他们的崇高敬意和亲切问候。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
1985年9月18～23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会议。代表们就局部调整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代表们认为，为了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构保持旺盛的活力和保证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连续性，进一步实现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的新老交替，已经成为关系全局的重要问题。22日，会上宣读并同意十二届四中全会《关于同意一部分老同志不再担任中央三个委员会成员的请求提请全国代表会议审议的报告》。会议同意叶剑英、邓颖超等64位同志不再担任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李井泉、肖劲光等36位同志不再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黄克诚、王从吾等31位同志不再担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会议增选了中央委员会委员56人，候补委员35人；增选了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56人；增选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31人。23日，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邓小平、陈云讲了话。李先念致闭幕词。
中国共产党十二届六中全会
1986年9月28日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阐明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根本任务和基本指导方针，是新时期加强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全会递补中央候补委员尹长民为中央委员。
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七中全会 1987年10月20日在北京举行，全会决定，1987年10月25日在北京召开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央委员会向党的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章程部分条文修正案》，一致决定将这两个文件提请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全会讨论并原则同意《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决定将这个文件的主要内容写入中央委员会向中共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全会确认1987年１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接受胡耀邦辞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职务的请求的决定和推选赵紫阳代理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决定。全会还确认1987年７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撤销沈图中央委员职务的决定。
图为大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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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10月25日～11月１日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1936人，特邀代表61人。代表全国4600余万名党员。 会议主题是加快和深化改革。邓小平主持大会开幕式。赵紫阳受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托作了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报告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制定了到下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并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十二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关于党章部分条文修正案的决议》、《关于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赵紫阳致闭幕词。
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一中全会 1987年11月２日在北京举行。赵紫阳主持会议。全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及成员。
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二中全会 1988年３月15～19日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赵紫阳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报告《谈中央政治局四个多月来的主要工作及今后进一步贯彻十三大精神的思路与布局》。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并经党内外广泛协商，拟向七届全国人大推荐的国家机构领导人员人选名单和拟向七届全国政协推荐的全国政协领导人员人选名单。
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三中全会 1988年９月26～30日在北京举行。会议原则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通知》。对《初步方案》，全会建议国务院在今后５年或较长一些时间内，根据严格控制物价上涨的要求，并考虑各方面的实际可能逐步地、稳定地组织实施。
中国共产党十三届四中全会 1989年６月23～24日在北京举行。全会审议并通过了李鹏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会议认为，赵紫阳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错误的性质和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他在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期间，虽然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工作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在指导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也有明显失误。特别是他主持中央工作以来，消极对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严重忽视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鉴于赵紫阳的上述严重错误，全会决定，撤销他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职务。全会对中央领导机构部分成员进行了调整。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五中全会 1989年11月６～９日在北京举行。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五中全会关于同意邓小平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决定江泽民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杨尚昆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刘华清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杨白冰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秘书长。江泽民在会议结束时发表重要讲话。
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七中全会 1990年12月25～30日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会议期间，江泽民作了重要讲话。会议的基本内容是：(1)实现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基本要求和今后十年和“八五”时期经济建设的重点；(2)制定与实施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必须遵循正确的指导方针；(3)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必须下大力量搞好党的自身建设，提高党员的素质。
中国共产党十三届八中全会 1991年11月25～29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作了重要讲话。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决定》提出，把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我国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并不断充实完善。到本世纪末确保粮食总产量达到5000亿公斤，农村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
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九中全会 1992年10月5日～９日在北京举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全会决定，1992年10月12日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共委员会向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一致决定将这两个文件提请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全会同意中央政治局关于对赵紫阳同志在1989年政治动乱中所犯错误继续审查情况的汇报，同意维持十三届四中全会对赵紫阳同志所犯错误的结论并结束审查。 |
1992年10月12～18日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2000人。代表5100多万共产党员。江泽民作了题为 《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报告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14年的实践经验，决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大会选出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名单附后）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十三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大会同意关于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建议，并向中央顾问委员会和老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大会还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写进党章。
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一中全会
1992年10月９日在北京举行。全会选举出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及其成员。
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二中全会 1993年３月５～７日在北京举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作了重要讲话。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八五”计划若干指标的建议》，将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由原定平均每年６％调整到８～９％。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党政机构改革的方案》，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经过与党内外协商形成的，拟向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推荐的国家机构领导人员人选名单和拟向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推荐的全国政协领导人员人选名单。全会决定，将上述两个名单分别向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和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主席团推荐。
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三中全会 1993年11月11～14日在北京举行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全会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要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中国共产党十四届四中全会 1994年９月25～28日在北京举行。全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主持，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作了重要讲话。全会集中讨论了党的建设问题，并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把党建设成为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创的、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正在领导全党继续进行的新的伟大的工程。会议增补黄菊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吴邦国、姜春云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五中全会 1995年９月25～28日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建议》提出，实现“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陈希同同志问题的审查报告》，决定撤销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职务，并建议依照法律程序，罢免其全国人大代表职务，并继续进行审查。增补张万年、迟浩田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王克、王瑞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耿全礼、马启智（回族）为中央委员。
中国共产党十四届六中全会 1996年10月７～10日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会议根据全面实现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要求，分析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面临的形势，总结了经验和教训。本次会议把主要讨论方向放在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方面。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七中全会 19997年9月6日～9日在北京举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同志作了重要讲话。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9月12日在北京召开。全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一致决定将这两个文件提请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全会按照党章规定，决定递补中央候补委员克尤木?巴吾东同志为中央委员。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陈希同问题的审查报告。 |
1997年９月12～18日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2074人。代表5900多万共产党员。江泽民代表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题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报告。报告着重阐述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指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不动摇。报告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强调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报告还指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并载入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会议还通过了中纪委的工作报告，选举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十五届二中全会 1998年２月25～26日在北京举行。江泽民作了重要讲话。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经与党内外协商形成的，拟向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推荐的国家机构领导人员人选名单和拟向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推荐的全国政协领导人员人选名单，决定将上述两个名单分别向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和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主席团推荐。全会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中国共产党十五届三中全会
1998年10月12～14日在北京举行。全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主持。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作了重要讲话，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会高度评价农村改革20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创造的丰富经验，提出了到2010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奋斗目标，确定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坚持的方针。全会强调，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经营制度，以劳动所得为主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必须长期坚持。按照党章规定，决定递补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欧泽高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决定增补曹刚川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中国共产党十五届四中全会 1999年9月19日～22日在北京举行。全会由中央政治局主持。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会认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完成十五大确定的我国跨世纪发展的宏伟任务，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必须大力促进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机制转换、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目前，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必须加以解决。这次全会集中研究国有企业的问题是适时和必要的。全会决定增补胡锦涛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全会决定，撤销许运鸿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职务，开除其党籍。
中国共产党十五届五中全会 2000年10月9日～11日在北京举行。会议由中央政治局主持。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朱镕基同志就《建议》草案作了说明。全会高度评价了改革开放20多年特别是“九五”计划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全会提出了“十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奋斗目标。全会按照党章规定，决定递补中央候补委员岳海岩、黄智权、王正福同志为中央委员。全会决定：撤销徐鹏航同志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职务，给予其留党察看二年处分。
中国共产党十五届六中全会 2001年9月24日～26日在北京举行。全会由中央政治局主持。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全会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全会全面分析了进入新世纪党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认为这次会议着重研究党的作风建设是适时和必要的。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全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确定党的十六大于2002年下半年在北京召开。全会按照党章规定，决定递补中央候补委员汤洪高同志为中央委员。全会决定：撤销石兆彬、李嘉廷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职务，给予其开除党籍处分。 |
为了拯救革命,对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大屠杀实行武装抵抗,中国共产党于一九二七年在南昌发动了武装起义。这次起义,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创了我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新时期。
当时,敌人在南昌方面的力量比较薄弱,只有朱培德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及警卫团,第3,第6,军各一部,总共三千多人。在南昌地区,我党掌握和影响的武装力量主要有:叶挺领导的第20军;朱德领导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和南昌公安局的两个保安队;由叶挺独立团为骨干编成的第25师;以及蔡廷锴的第10师等部。还有卢德铭领导的国民政府警卫团和陈毅领导的中央军政学校武汉分校等部,正由武汉向南昌集中。七月二十七日,正式组成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央前敌委员会。前委会决定于七月三十日举行起义,并成立军事领导机关--起义总指挥部在准备工作基本就绪时,张国焘由武汉赶到南昌,阻挠起义,以周恩来为首的前委经过激烈斗争,克服了张国焘的阻挠,毅然决定起义。
八月一日,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的领导下,北伐军二万余人举行南昌起义。起义部队经过五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全歼驻在南昌的敌人并控制了全城。八月二日,驻马回岭的第四军第25师主力,在前委派去的聂荣臻领导下,开到南昌和主力会合。起义胜利后，部队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贺龙任代总指挥，叶挺任代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任参谋团参谋长，郭沫若任总政治部主任。部队编为三个军：第20军，军长贺龙兼，党代表廖乾吾，辖第1、第2、第3师以及军直教导团和特务营；第11军，军长叶挺兼，党代表聂荣臻，辖第24、第25、第10师和军直炮兵营；第9军，军长韦杵（未到职），副军长朱德，党代表朱克靖，以原军官教育团为骨干，还有一些南昌的印刷和铁路工人参加，约一个团的兵力。
八月一日上午，前委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及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讨论通过了{联席会议宣言}等文件，成立了以共产党员为领导核心，有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中国同民党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由宋庆龄、邓演达、谭平山、周恩来、贺龙、叶挺、苏兆征、恽代英、李立三、张国焘、郭沫若、吴玉章、徐特立、林祖涵、彭湃、何香凝、彭泽民、张曙时等二十五人组成。这个带有政权性质的委员会，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目的是继承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反对南京的蒋介石政府和武汉汪精卫政府，实质上是一个无产阶段领导的代表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段，并联合国民党左派人士的民主革命政权。同日，由十五名在国共合作时期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共产党员和七名国民党左派人士共同署名，发表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宣言}，义正辞严地揭露了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叛变行为，强调反对帝国主义，扫除新旧军阀，要为解决土地问题而斗争。
南昌起义使国民党反动派大为震惊。汪精卫调朱培德的第3、第9两军主力向南昌急进，妄图包围南昌，消灭起义部队。面对这种形势，前委决定：起义军按原定计划，南下广东，夺取海口，求得外援，重建广东根据地，再次举行北伐。
八月三日至六日，起义部队先后撤离南昌，取道临川、广昌南下。蔡迁锴的第10师到达进贤李家渡时叛变，率部开往浙江。武汉分校的干部和学员，乘船赶到九江被张发奎扣留，分校党代表陈毅化装南下，在临川追上起义军，被派到第25师第73团任党代表。这时，蒋介石急令留守两广的第8路军总指挥李济深抽调八个师的兵力，分向江西、湖南南部前进，准备截击南下的起义军。起义部队在瑞金、会昌地区击破敌军黄绍宏、钱大钧等部的拦阻后，变更经寻邬（今寻乌）出梅县的原定路线，改由长汀、上杭进入广东的三河坝、潮州、汕头地区。朱德率第25师留守三河坝。周逸群率第3师留守潮、汕。经两次分兵，主力仅剩六千人转兵西进，打算会合海丰、陆丰农军，相机夺取惠州。在汤坑地区，与敌薛岳等部激战，打成对峙，撤至揭阳，于十月三日，在流沙镇与我从汕头撤出的部队和前委首脑机关会合。在撤离汕头之前，党中央派张太雷前来，向周恩来等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并指示起义领导人离开部队。前委在流沙召开会议，周恩来总结了失败的经验教训，要求武装人员退往海丰、陆丰作长期斗争。当日下午，主力部队进至乌石山时，与敌陈济棠、徐景唐部激战，遭受失败，仅第24师余部一千三百余人，在董朗、颜昌颐的率领下，转入海丰、陆丰地区同当时农军会合，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2师，继续革命斗争。
留守三河坝的我军与敌黄绍宏部激战三昼夜后，保留下来的武装与我从潮州突围的少数部队于铙平会合，在朱德、陈毅率领下，经闽南、赣南，进到了粤北的韶关地区，于翌年一月举行了湘南起义。
南昌起义，由于客观上敌人力量过于强大，主观指导上缺乏经验，没有和湘、鄂、赣地区的农民运动相结合，开展土地革命战争，而是孤军南下广东，企图打开海口，争取外援，重建革命根据地，再次举行北代，加之两次分兵，不能集中兵力歼敌，成为敌人各个击破等原因，最后遭至失败。但这次起义的伟大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它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武装斗争旗帜，充分地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畏强敌、前仆后继的革命精神。
它以实际行动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它对创建伟大的人民军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
